kool
☆ Share Moment ☆
那時代彩色底片還沒有那麼普及，而且品質也沒那麼好
黑白照以目前的科技來說，可以用重新上色的方式，讓黑白變成彩色
不過這張照片其實是名副其實的油畫，可上搜尋“日本投降”就可找到此作品。 ;0a155537;
黑白照以目前的科技來說，可以用重新上色的方式，讓黑白變成彩色
不過這張照片其實是名副其實的油畫，可上搜尋“日本投降”就可找到此作品。 ;0a155537;
最後編輯：
一張讓全世界華人血脈噴張的桌布
- 主題發起人 nickchen
- 開始日期
這是畫沒錯 找到資料了
http://www.archives.sh.cn/zxshd/200509080001.htm
一幅畫，它的名字叫《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九分》。
那一刻———受降的時刻，它的名字叫勝利。那是歷史的勝利，那是中華民族的勝利。國恥昭雪，九州同慶。
“九一八”一聲炮響，山河變色，家國淪陷。抗擊日寇，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終於贏來最後的勝利，挺起民族的脊樑。
六十年後，一幅油畫帶領我們步入那扣人心弦的歷史瞬間。回味那時的凝重———和平期待得太久、尊嚴回歸得太沉重；銘記那一刻的勝利———那一刻的勝利是永遠。
10年———為了記錄這一刻，1945年9月9日9時9分
見過畫的人，都會被其長6米、寬2.2米的氣勢所震撼；仔細看過畫的人，更會為其場面的宏大、氣氛的凝重、人物刻畫的細膩所打動。在今年的全國第十屆美展上，這幅畫摘得了金獎。
金獎誠然奪目，而畫中的歷史，畫外的故事，更震撼心靈。畫�畫外都是刻骨銘心。
我們走進陳堅的畫室，已是入夜時分。日光燈下，偌大的空間，簡單的陳設。《西元》就在這�誕生。
作為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的畫家，陳堅始終偏愛歷史題材，閱讀戰爭體裁的歷史書籍成了他的愛好。只是多年來，宏大的題材始終在尋尋覓覓中。
一次，在新華書店，陳堅無意間拿起一本《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年《大公報》刊登的新聞稿《日軍簽降一幕》躍入眼簾。書頁翻動，畫面呈現在眼前，那是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刻，振奮人心又如此沉重。陳堅知道，這正是自己等待多年的“緣分”。
“沒想到，當時中國戰區受降大典的舉行地就在我每天上班的地方。”平日的來回，竟是與歷史的擦身。確實，陳堅工作的南京軍區大院禮堂正是當年舉行受降儀式的原“中央軍校”大禮堂。歲月與戰火已使人難辨其昔日的真容。為了盡可能獲得真實、詳盡的資料，他一頭紮到了史料中。
1993年，在大禮堂西頭的一間小畫室�，陳堅落下了第一筆。“作品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人物。”如何逼真地描繪出每個人物的動作，並表現出各自的氣質特點呢?答案是找模特。
陳堅指著畫面上站在最右側的一名軍人說：“這位軍人是當時中方的軍訓部次長，叫王俊。他是我最滿意的人物。”王俊的模特就是他的一位朋友客串的。
中方受降代表何應欽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的刻畫，是作品的重中之重。雖然在各種史料中不乏兩人的照片，但姿態角度與畫中所需要的不同。尋尋覓覓中，畫的進程也擱置了下來。一位朋友的偶然到訪，讓陳堅眼前一亮。這身型，這氣質，“何應欽”終於來了!“朋友明白我的心情，也知道這幅畫的分量。二話沒說就答應當一回模特。”
“‘岡村寧次’來源於我們創作室的一位老作家。”那晚，陳堅騎著他那輛陳舊的自行車，找到那位老先生的家�，找到了“岡村寧次”。
憑藉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生活的積累，陳堅列出了一串名單，使畫中原型和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對應。騎著他那輛自行車，一個一個去找。“模特解決了，畫也就解決一半了。”
1995年，油畫初見雛形，長3.15米，寬2.15米。畫面上可以看到禮堂的頂部，臺階自上而下描繪了前來觀禮的一百多位民眾。“這些觀眾就像是一條多餘的花邊，形成的氣氛像是觀看一場普通的慶典演出。”一位畫家朋友的直言，打破了陳堅的欣喜。
再一次審視自己的作品，他陷入了沉思。14年，3500萬生命與鮮血換來的勝利，是沉重的勝利。過多的觀眾削弱了畫面的衝擊力，凝重之感被歡慶替代。
於是，1998 年的春節，在軍區大院的畫室，陳堅再一次拿起了畫筆。這一筆帶著更深的歷史認識，更重的民族情懷……《西元》以更宏大的氣勢誕生了，反復揣摩、推敲後的細節也更為準確。整幅作品長6米，寬2.2米。畫面轉換了視角，中方在左，日方在右。陳堅重新設計了三個空間層次。中日雙方：戰勝者與投降者等歷史人物是畫面的主體，構成一度空間。觀禮者：中外賓客和部分國家的國旗組合為二度空間。莊嚴雄偉的禮堂和手擎四國國旗的儀仗兵，組成了三度空間。
十年作一畫。《西元》終於以其紀念性的恢弘構圖、紀實性的人物刻畫，把日軍投降那一刻永久地留在了藝術史上。
15分鐘———屈辱的時代宣告終結，中華民族走向新生
步出《西元》誕生的畫室，再望一眼曾經舉世矚目的受降儀式禮堂，那�曾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60年滄桑巨變，禮堂上方早已刻上了“努力學習，保衛國防”的大字，每一根立柱，每一棵老樹，都見證著歷史性的一幕。
迂回地，我們找到了當年受降儀式的親歷者王楚英。這位曾任新六軍第十四師科長、曾參加中國赴緬甸遠征軍的老者，已是滿頭銀絲，身上的傷痕刻下了往事重重……
1945年9月的南京，歷經日軍鐵蹄的踐踏，滿目瘡痍。9日那一天，它的神情終於不再沉痛，六朝古都披上了節日的盛裝，一派喜氣洋洋。中國戰區受降大典，在原“中央軍校”大禮堂即當時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舉行。
王楚英還清楚地記得，南京的主要街道都用松柏枝紮起了彩色的牌樓，遠遠地就能看見表示勝利的紅色“V”字標記。黃埔路“中央軍校”的大門上書寫著“和平永奠”四個大字。下方懸掛的紅色橫幅上，“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場”十四個金字，閃閃發光。
禮堂門前，聯合國52個成員國的國旗，迎風飄揚。每支旗杆下站列著武裝士兵，他們頭戴鋼盔，腳穿皮鞋，身著制服，帶著白手套，緊握衝鋒槍，莊嚴地挺立。
大禮堂四周也彩飾一新，正門上懸掛著中國、美國、英國、蘇聯四國國旗。禮堂正中就是簽降所在地。面對正門的壁上，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鋪著白布的長條桌，為受降席，備有5把靠椅；對面也有一長條桌，上鋪白布，另有坐椅7把，是投降席。
8點50分，千餘座位已座無虛席。會場右側是盟軍軍官席和外國記者席，左側則是高級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
8時52分，懸掛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盞大型水銀燈突然放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四位受降官入場，全場來賓肅立迎接，攝影記者們頻頻按動快門。
8點58分，又是一陣閃光燈，日軍簽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等七人自禮堂正門入場。王楚英說：“這七個代表都是光頭，身著軍服，沒有佩帶軍刀。”只見他們站在受降桌前，脫帽向中方代表作了45度鞠躬，何應欽欠身作答，雙方坐下。
9時整，受降儀式正式開始。經過幾分鐘的攝影時間之後，9點04分，何應欽命岡村寧次交驗簽降證明文件，岡村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小林離席走到何應欽面前，鞠了一躬。何應欽檢視後將檔留下，將“日本投降書”中文文本由蕭毅肅轉交岡村寧次，岡村起身，雙手捧接。
9 點07分，岡村寧次打開“日本投降書”，小林淺三郎在一旁磨墨，動作有些僵硬。岡村一邊匆匆翻閱降書，一邊取筆蘸墨，恭恭敬敬地寫下“岡村寧次”4個字，然後從上衣右上方的口袋中掏出一枚小型印章，蘸上紅色印泥，蓋在名字下面。印章稍稍蓋歪了，岡村面部微露難色，但已無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著，一面命令小林呈遞降書，一面朝長桌對面的何應欽點頭。“這點頭恐怕有兩個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則表示日軍就此投降。”王楚英說道，當時的他就站在何應欽身後不遠的地方。小林按岡村的吩咐，捧著降書走到受降席前，雙手呈遞何應欽。何應欽檢視後簽名蓋章，旋將1份降書交給蕭毅肅，命其轉給岡村。此時，時針正指向9點 09分。
9點15分，何應欽命令岡村退席。歷時15分鐘的中國戰區120多萬日軍的投降簽字儀式，終告完成。
短短15分鐘，令所有人屏氣凝神的15分鐘！勝利在此刻凝聚。
14年———中國3500萬生命，鮮血與尊嚴永垂青史
1945年9月9日9時，為了這勝利，中國人民獻出了3500萬同胞的生命。
今天，我們用數位來證明歷史，而數字背後的歷史依舊鮮活，依舊沉痛。
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上了罪惡之路也是窮途末路。中國人民的持久戰牽制和消耗了日本陸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太平洋戰爭的推進又讓日軍喪失了太平洋上的空中優勢。8月，裕仁天皇終於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0日6時，日本政府分別電請瑞典、瑞士，將投降之意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在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廣播一遍遍播送著這個消息，山城變成了歡慶的海洋。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並向全日本國民宣讀了《終戰詔書》。
那晚，成了所有中國人的不眠之夜。在革命聖地延安，無數火炬映紅了山嶺河畔。時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記錄了那天歡慶的場景：“延安東南北各區到處舉行火炬遊行，一個賣瓜果的小販，把筐子�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拋擲，高呼：‘不要錢的勝利果，請大家自由吃呀！’……”
1945 年8月21日，作為“西南門戶、黔楚咽喉”的小城芷江，舉行了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抗日勝利受降典禮。而此時，發生在同年1月的“芷江保衛戰”，硝煙還未散盡。在那場為時55天的慘烈激戰中，我方7700名將士壯烈殉國，擊斃日軍12000多人，傷敵23000多人。這場戰役的勝利直接加速了日軍投降的進程。
8月21日中午11時15分，身著黃色夏季日本陸軍制服、佩戴少將領章的日方降使今井武夫出現在芷江機場。在中外記者的閃光燈下，今井默然不語，黯然神傷。
王楚英老人也曾親歷芷江受降的全過程，他向我們回憶道：當時，8 個日本降使一路向中國空軍總站而去，長約兩公里的路旁，站滿了中美兩國的軍人和百姓，有的伸出手指作出表示勝利的“V”字狀，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審判戰犯！”。今井武夫一行面色慘白，他在日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降使一行內心充滿了絕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21 日下午4時，受降典禮正式在芷江七�橋開始，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主持儀式。會場內政要、士兵、中外記者140多人，從走廊到會場外擠滿了觀禮的人。今井武夫交出了日軍在華兵力部署圖並在“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上簽字。這時，人們一陣歡呼，七�橋的天空，飄出彩虹一道。
此後，日本向中國的投降儀式在各戰區全面展開。
就是在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戰場上，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
1945年9月2日，“密蘇�號”戰列艦靜靜地停泊在日本東京灣。日本新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120多萬日軍的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
關乎命運的日子定然刻骨銘心，歷經磨難的勝利註定預示未來———和平，是人類永遠的追求。
（蔣遵和摘自《解放日報》 作者陳俊珺、黃瑋）
http://www.archives.sh.cn/zxshd/200509080001.htm
一幅畫，它的名字叫《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九分》。
那一刻———受降的時刻，它的名字叫勝利。那是歷史的勝利，那是中華民族的勝利。國恥昭雪，九州同慶。
“九一八”一聲炮響，山河變色，家國淪陷。抗擊日寇，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終於贏來最後的勝利，挺起民族的脊樑。
六十年後，一幅油畫帶領我們步入那扣人心弦的歷史瞬間。回味那時的凝重———和平期待得太久、尊嚴回歸得太沉重；銘記那一刻的勝利———那一刻的勝利是永遠。
10年———為了記錄這一刻，1945年9月9日9時9分
見過畫的人，都會被其長6米、寬2.2米的氣勢所震撼；仔細看過畫的人，更會為其場面的宏大、氣氛的凝重、人物刻畫的細膩所打動。在今年的全國第十屆美展上，這幅畫摘得了金獎。
金獎誠然奪目，而畫中的歷史，畫外的故事，更震撼心靈。畫�畫外都是刻骨銘心。
我們走進陳堅的畫室，已是入夜時分。日光燈下，偌大的空間，簡單的陳設。《西元》就在這�誕生。
作為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的畫家，陳堅始終偏愛歷史題材，閱讀戰爭體裁的歷史書籍成了他的愛好。只是多年來，宏大的題材始終在尋尋覓覓中。
一次，在新華書店，陳堅無意間拿起一本《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年《大公報》刊登的新聞稿《日軍簽降一幕》躍入眼簾。書頁翻動，畫面呈現在眼前，那是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刻，振奮人心又如此沉重。陳堅知道，這正是自己等待多年的“緣分”。
“沒想到，當時中國戰區受降大典的舉行地就在我每天上班的地方。”平日的來回，竟是與歷史的擦身。確實，陳堅工作的南京軍區大院禮堂正是當年舉行受降儀式的原“中央軍校”大禮堂。歲月與戰火已使人難辨其昔日的真容。為了盡可能獲得真實、詳盡的資料，他一頭紮到了史料中。
1993年，在大禮堂西頭的一間小畫室�，陳堅落下了第一筆。“作品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人物。”如何逼真地描繪出每個人物的動作，並表現出各自的氣質特點呢?答案是找模特。
陳堅指著畫面上站在最右側的一名軍人說：“這位軍人是當時中方的軍訓部次長，叫王俊。他是我最滿意的人物。”王俊的模特就是他的一位朋友客串的。
中方受降代表何應欽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的刻畫，是作品的重中之重。雖然在各種史料中不乏兩人的照片，但姿態角度與畫中所需要的不同。尋尋覓覓中，畫的進程也擱置了下來。一位朋友的偶然到訪，讓陳堅眼前一亮。這身型，這氣質，“何應欽”終於來了!“朋友明白我的心情，也知道這幅畫的分量。二話沒說就答應當一回模特。”
“‘岡村寧次’來源於我們創作室的一位老作家。”那晚，陳堅騎著他那輛陳舊的自行車，找到那位老先生的家�，找到了“岡村寧次”。
憑藉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生活的積累，陳堅列出了一串名單，使畫中原型和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對應。騎著他那輛自行車，一個一個去找。“模特解決了，畫也就解決一半了。”
1995年，油畫初見雛形，長3.15米，寬2.15米。畫面上可以看到禮堂的頂部，臺階自上而下描繪了前來觀禮的一百多位民眾。“這些觀眾就像是一條多餘的花邊，形成的氣氛像是觀看一場普通的慶典演出。”一位畫家朋友的直言，打破了陳堅的欣喜。
再一次審視自己的作品，他陷入了沉思。14年，3500萬生命與鮮血換來的勝利，是沉重的勝利。過多的觀眾削弱了畫面的衝擊力，凝重之感被歡慶替代。
於是，1998 年的春節，在軍區大院的畫室，陳堅再一次拿起了畫筆。這一筆帶著更深的歷史認識，更重的民族情懷……《西元》以更宏大的氣勢誕生了，反復揣摩、推敲後的細節也更為準確。整幅作品長6米，寬2.2米。畫面轉換了視角，中方在左，日方在右。陳堅重新設計了三個空間層次。中日雙方：戰勝者與投降者等歷史人物是畫面的主體，構成一度空間。觀禮者：中外賓客和部分國家的國旗組合為二度空間。莊嚴雄偉的禮堂和手擎四國國旗的儀仗兵，組成了三度空間。
十年作一畫。《西元》終於以其紀念性的恢弘構圖、紀實性的人物刻畫，把日軍投降那一刻永久地留在了藝術史上。
15分鐘———屈辱的時代宣告終結，中華民族走向新生
步出《西元》誕生的畫室，再望一眼曾經舉世矚目的受降儀式禮堂，那�曾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60年滄桑巨變，禮堂上方早已刻上了“努力學習，保衛國防”的大字，每一根立柱，每一棵老樹，都見證著歷史性的一幕。
迂回地，我們找到了當年受降儀式的親歷者王楚英。這位曾任新六軍第十四師科長、曾參加中國赴緬甸遠征軍的老者，已是滿頭銀絲，身上的傷痕刻下了往事重重……
1945年9月的南京，歷經日軍鐵蹄的踐踏，滿目瘡痍。9日那一天，它的神情終於不再沉痛，六朝古都披上了節日的盛裝，一派喜氣洋洋。中國戰區受降大典，在原“中央軍校”大禮堂即當時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舉行。
王楚英還清楚地記得，南京的主要街道都用松柏枝紮起了彩色的牌樓，遠遠地就能看見表示勝利的紅色“V”字標記。黃埔路“中央軍校”的大門上書寫著“和平永奠”四個大字。下方懸掛的紅色橫幅上，“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場”十四個金字，閃閃發光。
禮堂門前，聯合國52個成員國的國旗，迎風飄揚。每支旗杆下站列著武裝士兵，他們頭戴鋼盔，腳穿皮鞋，身著制服，帶著白手套，緊握衝鋒槍，莊嚴地挺立。
大禮堂四周也彩飾一新，正門上懸掛著中國、美國、英國、蘇聯四國國旗。禮堂正中就是簽降所在地。面對正門的壁上，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鋪著白布的長條桌，為受降席，備有5把靠椅；對面也有一長條桌，上鋪白布，另有坐椅7把，是投降席。
8點50分，千餘座位已座無虛席。會場右側是盟軍軍官席和外國記者席，左側則是高級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
8時52分，懸掛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盞大型水銀燈突然放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四位受降官入場，全場來賓肅立迎接，攝影記者們頻頻按動快門。
8點58分，又是一陣閃光燈，日軍簽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等七人自禮堂正門入場。王楚英說：“這七個代表都是光頭，身著軍服，沒有佩帶軍刀。”只見他們站在受降桌前，脫帽向中方代表作了45度鞠躬，何應欽欠身作答，雙方坐下。
9時整，受降儀式正式開始。經過幾分鐘的攝影時間之後，9點04分，何應欽命岡村寧次交驗簽降證明文件，岡村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小林離席走到何應欽面前，鞠了一躬。何應欽檢視後將檔留下，將“日本投降書”中文文本由蕭毅肅轉交岡村寧次，岡村起身，雙手捧接。
9 點07分，岡村寧次打開“日本投降書”，小林淺三郎在一旁磨墨，動作有些僵硬。岡村一邊匆匆翻閱降書，一邊取筆蘸墨，恭恭敬敬地寫下“岡村寧次”4個字，然後從上衣右上方的口袋中掏出一枚小型印章，蘸上紅色印泥，蓋在名字下面。印章稍稍蓋歪了，岡村面部微露難色，但已無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著，一面命令小林呈遞降書，一面朝長桌對面的何應欽點頭。“這點頭恐怕有兩個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則表示日軍就此投降。”王楚英說道，當時的他就站在何應欽身後不遠的地方。小林按岡村的吩咐，捧著降書走到受降席前，雙手呈遞何應欽。何應欽檢視後簽名蓋章，旋將1份降書交給蕭毅肅，命其轉給岡村。此時，時針正指向9點 09分。
9點15分，何應欽命令岡村退席。歷時15分鐘的中國戰區120多萬日軍的投降簽字儀式，終告完成。
短短15分鐘，令所有人屏氣凝神的15分鐘！勝利在此刻凝聚。
14年———中國3500萬生命，鮮血與尊嚴永垂青史
1945年9月9日9時，為了這勝利，中國人民獻出了3500萬同胞的生命。
今天，我們用數位來證明歷史，而數字背後的歷史依舊鮮活，依舊沉痛。
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上了罪惡之路也是窮途末路。中國人民的持久戰牽制和消耗了日本陸軍三分之二的兵力，太平洋戰爭的推進又讓日軍喪失了太平洋上的空中優勢。8月，裕仁天皇終於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0日6時，日本政府分別電請瑞典、瑞士，將投降之意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在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廣播一遍遍播送著這個消息，山城變成了歡慶的海洋。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並向全日本國民宣讀了《終戰詔書》。
那晚，成了所有中國人的不眠之夜。在革命聖地延安，無數火炬映紅了山嶺河畔。時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記錄了那天歡慶的場景：“延安東南北各區到處舉行火炬遊行，一個賣瓜果的小販，把筐子�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拋擲，高呼：‘不要錢的勝利果，請大家自由吃呀！’……”
1945 年8月21日，作為“西南門戶、黔楚咽喉”的小城芷江，舉行了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抗日勝利受降典禮。而此時，發生在同年1月的“芷江保衛戰”，硝煙還未散盡。在那場為時55天的慘烈激戰中，我方7700名將士壯烈殉國，擊斃日軍12000多人，傷敵23000多人。這場戰役的勝利直接加速了日軍投降的進程。
8月21日中午11時15分，身著黃色夏季日本陸軍制服、佩戴少將領章的日方降使今井武夫出現在芷江機場。在中外記者的閃光燈下，今井默然不語，黯然神傷。
王楚英老人也曾親歷芷江受降的全過程，他向我們回憶道：當時，8 個日本降使一路向中國空軍總站而去，長約兩公里的路旁，站滿了中美兩國的軍人和百姓，有的伸出手指作出表示勝利的“V”字狀，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審判戰犯！”。今井武夫一行面色慘白，他在日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降使一行內心充滿了絕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21 日下午4時，受降典禮正式在芷江七�橋開始，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主持儀式。會場內政要、士兵、中外記者140多人，從走廊到會場外擠滿了觀禮的人。今井武夫交出了日軍在華兵力部署圖並在“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上簽字。這時，人們一陣歡呼，七�橋的天空，飄出彩虹一道。
此後，日本向中國的投降儀式在各戰區全面展開。
就是在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戰場上，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
1945年9月2日，“密蘇�號”戰列艦靜靜地停泊在日本東京灣。日本新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120多萬日軍的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
關乎命運的日子定然刻骨銘心，歷經磨難的勝利註定預示未來———和平，是人類永遠的追求。
（蔣遵和摘自《解放日報》 作者陳俊珺、黃瑋）
